隨著一季度經濟增速成績單的公布，關于宏觀經濟走勢的討論再起。今年第一季度，全國用電量、投資、進出口、產品價格等增速變化明顯，主要經濟指標正趨于回暖的方向變化。須得注意，東部沿海地區回轉速度明顯快于內陸。近5年來，增速持續急速下滑的省份，多數省份目前仍然處于轉型的陣痛期。
　　
　　數字不是“興奮劑”
　　
　　2016年，各地區在設定增速的時候改為“區間”增長，轉變了之前以確定的目標值來穩定預期的一般思維。加之明確要進一步“去產能，調結構”，在地方報告中，增速目標下調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區，比如江西、新疆、甘肅、寧夏、內蒙古等省區，只有西部的重慶、貴州、西藏三省市區仍然設定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長目標，東部省市的GDP增速目標多半設定在6.5%-7%的目標區間。
　　
　　對于處于被動的省市而言，增速目標設定多半是為服務于國家戰略大轉型與調整的需要；主要資源大省的增速2010~2014年期間逐年下滑，降速約7個百分點左右，GDP平均降速也達到5個百分點。除廣東省、海南省、貴州省和西藏區部分年份回升之外，其余27個省市區下滑時間持續5年。
　　
　　從統計數據來看，其中，陜西省2014年的增速相比于2010年減慢了9個百分點，遼寧省該數值也是8.4個百分點，湖北和湖南2省增速下滑5.1個百分點，河南和山東2省都下滑了3.6個百分點。
　　
　　今年年初各地區、主要城市上調經濟增速的預期，實質上是給中國經濟打入強心針。反觀歷史數據會發現，區域層面實際經濟運行或高于預期，或低于預期，高出的概率更大；全國層面，實際增速總會高于預期。
　　
　　大城市仍舊是區域增長的重要支點
　　
　　區域經濟增長極、增長帶和增長點，從南到北、由東至西已經出現了不斷拓展的新局面。在城市層面，經濟增速調整卻完全呈現出另外一種場景，同時期各地區主要城市GDP的名義增速差異較小，降速數據差異較大。
　　
　　回看全國主要城市的GDP名義增速，2005年-2009年多數城市增速高達50%左右，這5年可謂城市和區域的高增長黃金期；其中的大部分城市，以超過30%的速度持續增長，抓住了黃金10年實現了更新換貌。城市GDP的名義增速下滑區間，主要集中分布于8-10個百分點之間，且東部城市的下滑幅度要明顯低于中西部內陸地區的城市，借此主要城市增長數字及變化可以判斷所屬區域的經濟冷暖程度，發展的未來趨向。
　　
　　2014年，筆者深入到東北、華北和華東、西南多個城市調研，農業大省轄屬的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其增速調整幅度越大，東北的城市尤為明顯。
　　
　　透過近3年來快遞數量增速變化，可以發現廣東、浙江和上海等東部省市區經濟增長更具活力。近年來，各地區各大中城市都熱衷于將經濟增長或是發展概念化，諸如“互聯網”、“物聯網”甚至是“綠色”、“低碳”、“大數據”等類似熱點詞匯也給東部地區和城市增添了活力。
　　
　　在南北和東西的差序格局中，西部和南方省市區及其轄屬主要城市經濟增長一直具有活力；緣于東部和北方地區增速放緩，即便是進行不同維度的比較，地域性差距確實得以縮小。
　　
　　近5年來，內陸地區的經濟增速總是高于東部沿海，大區域協調性和聯動性不斷地得以增強。對區域經濟增長持續下滑進行解構，處于重要地位的主要城市增速調整導致所屬省區經濟普遍下滑，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仍然是轄區內的主要城市。而主要城市，通常是被視作某一區域經濟增長的支點進行重抓。一旦劃定不同的城市群區域，即可將不同區域經濟的連續面（經濟區）、斷裂面（行政區）分割成多個凹凸區域，超大或特大城市以及其腹地區域構成凸起的經濟區，中小城市及農村地區是凹下的經濟區。
　　
　　作為經濟增長的重新區域，主要城市群的帶動作用更加凸顯，如長江中游、長三角、成渝、哈長等城市群，成為引領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支點。
　　
　　借助鋼材和水泥產量剖析區域增長
　　
　　筆者近期完成的兩項研究發現，水泥和鋼材兩大工業產品的生產都取決于經濟以何種速度在增長，用水泥和鋼材產量描摹區域經濟發展有其可行性。由于經濟增長速度和發展水平而進行的水泥、鋼材產量調整已經逐漸呈現出順周期規律，而且生產水平都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全國乃至各地區的相關工業發展都內嵌了政府和市場的互動關系。
　　
　　特別是10余年來，水泥產量調整速度明顯加快，不同地區的周期性特征不盡相同。東部省市水泥生產提早縮減規模，比如山東省2007年、2008年都減少了產量，此后以低于5%的低增長速度持續了6年；浙江省，2006年的產量增速達到9%，其后2007~2014年8年時間里出現了3次負增長；廣東省，2008年后增速或高或低，出現2次負增長，2013年增速高達17%。與東部地區不同，2009年后中西部內陸地區一直是高增長態勢，僅四川省2012年的增速為負（-7%）。
　　
　　2015年，不同地域下降幅度差異巨大，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產量同比增速分別為：-29%、-16%、-11%，7個省市的降幅均在14%以上；華東、中南縮減幅度約2~4%，西南地區降幅約0.30%，西藏的增速高達44.18%，福建和內蒙的增速也由負轉為正。
　　
　　縱向看，2015年以前，全國鋼材生產量僅1981年出現過唯一的一次“負增長”；各地區有所不同，但出現頻次在時間點上的分布卻是連續的。
　　
　　橫向看，1981年全國28個省市就有20個出現負增長，只有新疆、寧夏、云南、廣東、河南、湖北、安徽、天津等8個省市區正增長。其余年份，1992、2003和2009等3個年度，所有省市區都是正增長；2008年，又有12個出現負增長。
　　
　　筆者以某一地區某一年度的增速超過30%，年份數至少出現7次來界定，細數歷經生產規模快速擴張的省份，它們分別是：天津市、河北省、江蘇省、浙江省、陜西省、寧夏區、海南省、貴州省和廣西區。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鋼材產量變化1%，各地區的GDP就會變化0.4%；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水泥產量的影響系數約1.4%左右。
　　
　　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的判斷
　　
　　自2013年開始，國家各項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已經轉向如何將衰退程度最小化，打破增速最大化的思維慣性。在穩中求進戰略大背景下，概述區域經濟運行總體趨勢：在集聚中趨近于平衡，局部地區的平衡內嵌于全局之中；城市經濟，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各地區城市抱團競爭態勢越發明顯。越是在經濟增長急速調整階段，各種有利因素（人口集聚和工業化進程）和不利因素（需求疲軟、財政和金融處于不穩定狀態）都會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對經濟平衡發展造成重創，可觀測到的經驗事實即為經濟波動、總量和結構失衡加劇等。
　　
　　區域經濟增長故事的背后，是經濟總量趕超的一般規律在起作用。不同于發達經濟體的增長軌跡繪制，中國經濟增長得益于分權經濟治理結構，不同行政層級經濟體展開競序，結果使得地區和全國總量不斷地得以做大；國家層面，經濟總量趕超大國的過程已經積累起豐富經驗，省域趕超型總量增長實踐的內容豐富。
　　
　　在“供給側”改革策略安排下，為化解經濟運行風險的各項政策效果會逐漸顯現出來。根據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與宏觀經濟增長波動的趨勢的一致性做出判斷，中西部內陸地區的高增長還將可能持續4~5年，爾后終將滑入中低速增長區間。當各地方政府逐漸地回歸經濟增長的本質認識，以更高姿態審視發展之要義——以人為本，增長速度會逐漸變成一個數字，增速調整可能更有利于建構一種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