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作為中國發展成就的集中縮影，各產業園區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對外開放、加快體制機制改革等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產業園區的發展就如同區域經濟發展的“晴雨表”。當前，在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趨勢加劇的雙重沖擊下，產業園區究竟呈現出怎樣的“陰晴圓缺”？未來將是怎樣的“天氣狀況”？

在第九屆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論壇期間，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聯盟執行主席任浩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專訪。他認為，當前，產業園區呈現出園區功能系統化、園區發展融合化、園區模式多元化、園區產業特色化四大發展趨勢。

“與此同時，產業園區發展還面臨諸多的不確定性，未來需要在存量突破、功能突破、融合突破、智慧突破四個維度上持續發力，探索園區轉型升級之路。”他說。

產業園區面臨三大“不確定性”

在任浩看來，當前，“逆全球化”已經呈現出長期化的趨勢。而新冠疫情在短期內加劇了這種趨勢。在此背景之下，產業園區的發展面臨三大“不確定性”。

“首先是全球疫情的不確定性。目前全球疫情形勢依舊嚴峻，許多國家和地區疫情出現反彈，甚至出現變異毒株。受制于疫苗供給、接種能力、接種意愿等因素，世界各國、各地區接種不平衡現象凸顯，全球疫情依舊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我國疫情雖已基本得到控制，但仍面臨嚴峻的境外輸入風險。”任浩向記者表示。

“第二是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任浩表示，中國經濟在一季度快速增長，增速超過18%。但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經濟依舊低迷，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不容小覷。“此外，隨著美國等國大規模推行經濟刺激計劃，全球通脹壓力劇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到2021年年底，發達經濟體的政府負債將達到GDP的125%，達到歷史最高點。”他補充說。

在任浩看來，產業園區發展還面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不確定性。事實上，產業鏈、供應鏈近年來正從全球化布局轉向區域化布局，如東盟+中日韓區域內貿易份額近幾年呈增長趨勢。與此同時，歐美等國加大引導高端制造“回流”，加快產業鏈、供應鏈的本地化本國化布局。此外，像是印度、越南等中低收入國家依托成本優勢吸納低端制造業，全球產業鏈持續“分流”。

“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重大變革面前，我國的產業園區發展將面臨高端產業‘回流’和低端產業‘分流’等多重不確定因素影響。”任浩說。

那么，在面臨眾多挑戰的同時，產業園區又有哪些新的發展機遇？任浩認為，首先是全球科技革命的機遇。雙重沖擊使全球許多國家加快了科技創新步伐，一些重要科學和關鍵核心技術呈現革命性突破先兆，多學科、多技術和多領域交叉融合創新趨勢更加明顯，如人工智能、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基因技術等成為科技創新最前沿。

二是產業變革的機遇。新技術突破加速帶動產業變革，全球領先經濟體紛紛實施創新發展戰略或新經濟培育計劃，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不斷涌現。

三是區域性國際開放合作的機遇。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合作，如建設“一帶一路”科技園區聯盟，推進人才交往、創新合作和產業協同等；再如RCEP協議簽署和中歐投資協定的推進，在提振國外投資者信心的同時，將有利推動我國產業園區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

未來發展呈現四大趨勢

當前，產業園區正從高速發展的“增量時代”提前并加快向增速下降的“存量時代”轉變。

任浩及其團隊從范圍（園區內部與外部）、變動程度（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兩個維度對園區發展的驅動因素進行了分析，同時結合現在和未來影響園區發展因素的綜合效應，得出未來園區發展的四大趨勢。

一是園區功能系統化。在生態系統演化、園區綠色發展、軟環境建設等因素的驅動下，園區功能將呈現出更加系統化的發展趨勢，即園區功能從單一的“產業”功能向多維的“產業、自然、社會”功能方向轉變。

任浩表示，園區不僅將要加強產業發展的功能，還將要加強為人服務的功能，通過系統化的方式，構建起以產業生態為基礎、自然生態為保障、社會生態為支撐的“三維一體”園區生態系統。

二是園區發展融合化，包括園區內企業間融合、園區間融合、園區產城間融合、園區國際化融合、園區線上與線下融合五大方面。任浩強調：“在推動園區融合化發展過程中，解決產業轉型升級、體制機制創新等問題至關重要。”

三是園區模式多元化。任浩認為，首先在招商模式方面，未來園區向外招商的數量和質量挑戰更大，這將倒逼園區政策與制度、硬基礎與軟環境等的進一步改善，加快推動聚核、聚鏈、聚網的“三聚”招商方式轉變；在融資模式方面，園區運營商的融資渠道將從原來的地產融資渠道中剝離，更多有專業能力的園區運營商將以自持資產的精細化運作為基礎，通過RIETS等資產證券化，實現財務結構優化；在盈利模式方面，目前國內大部分園區的主營收入仍然來自于房地產開發租售和返稅，收入結構相對單一。今后園區的盈利模式將從過去主要依靠房地產開發收入逐步轉向“房地產開發+物業持有+產業服務+產業投資”協同發展的盈利模式。

四是園區產業特色化。任浩認為：“接下來在補鏈和強鏈的過程中，產業園區將依靠自身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進行產業特色化、精準化定位。同時緊抓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發展新經濟、新產業、新業態，實現園區產業結構高端化，打造園區核心競爭優勢。”

四大突破方向是著力點

經過40多年的發展，產業園區的發展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園區逐漸從單一的“增量發展”向“增量與存量并舉”的發展突破。接下來，我國產業園區在加快轉型升級、抵御外部沖擊、增強自身發展韌性的過程中，有哪些主要的著力點？

在任浩看來，首先要重新確立“存量突破”的前提。“當前大部分園區內部已經擁有較大的企業數量，而新增企業的數量和占比會逐漸下降。今后，通過優化營商環境、加強園區運營管理、提供優質產業服務來幫助已經入駐園區的企業得到進一步提升和發展，推動園區內現有企業擴大投資，將會是園區新發展的重要路徑。”

他指出，園區還應重新設立“功能突破”的愿景。因為，園區功能不能簡單停留在產業功能，園區功能要從單一的“產業功能”向“產業生態、自然生態、社會生態”三維功能系統突破。

以自然生態為例，任浩指出，在“碳達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實現經濟環境雙贏是園區未來發展的重要路徑。為此，既要降污染、降能耗、增加綠色能源的使用，又要土地資源集約利用。降低排放和能耗將提高企業進入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土地容積率，不僅可以提高園區畝均收益，同時也可以降低入駐企業的成本，從而提高園區招商競爭力。像是上海閔行開發區實施的“資源不增、經濟倍增”計劃就提供了值得復制的經驗。

此外，任浩認為，園區應重新確立“融合突破”的理念——園區不僅要將企業“物理集聚”在園區，更要創造條件讓企業在園區內交流合作實現“化學集聚”效應的突破。

任浩告訴記者：“園區融合突破的關鍵首先在于促進園區內企業間的融合。一方面按照聚核路徑，圍繞核心企業培育產業集群，實現產業集群內部的融合，另一方面按照聚鏈路徑，推動產業上下游一體化和服務一體化的融合；其次是促進園區間融合，主要加強園區之間項目與人才交流、品牌與管理、產業轉移、飛地合作等；三是促進園區產城間融合，即產業功能和城市功能的相互配套。”

最后，任浩強調未來園區還應聚焦園區管理的“智慧化突破”。他建議，一是提高園區的智慧化管理能力。通過運用數字化的管理手段，及時掌握園區內企業的發展動態、及時識別企業經營中的問題、及時了解園區主導產業相關的行業變動和發展趨勢，降低園區運營風險，提高園區決策水平和管理效率；二是搭建園區智慧辦公平臺，如通過新基建的投入，加大和提高園區信息和通信設施的建設水平，為園區內的企業生產和創新活動提供快速便利的現代辦公服務，增強園區內企業的智慧化水平。

以農業為主導的貧困地區往往給當地政府財政帶來巨大壓力，農業生產無法形成規模化運作，農產品沒有品牌，打不開銷路，人們缺少其他的收入來源，生活水平提升緩慢等等。這些問題困擾著當地政府與農民，如何抓住新時期的歷史機遇，尋找農村發展的突破口，成為了公眾共同關注的問題。

產業園區發展中，現代農業產業園在農業領域發揮著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典型示范作用，探索傳統農業向高產、高效、優質的現代化農業的發展路子，發揮了為農業服務的整體服務功能，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抓手。

農業農村部農業品牌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元一智庫農研中心主任、農參總編輯鐵丁指出，農業農村部、財政部大力支持現代農業產業園創建、認定工作，從商業模式來看，可以實現旅游、現代農業兩種產業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的聯動效應。

從農參對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的數據分析來看，目前部分園區還存在主導產業不突出、三產融合不充分、龍頭企業少、服務功能不完善等問題，未來，對于有潛力的龍頭企業應給予相應的扶持，使其具備足夠的帶動、輻射能力，并能夠承擔起模范帶頭作用，為園區打響名號。作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要空間，主要收益是一二產業，但某些合適區域完全可以兼容觀光、休閑、研學、體育、營地，甚至旅居、康養等旅游服務產業。

在運營模式上，鐵丁老師指出，若有相關農業品牌基礎、理念文化基礎，近都市郊區，可發展“生態社區”“低碳生活”等理論主導型模式；也可以通過產品設計與營銷上的創意，保留農產品自然、生態的優良品質，融入文化創意元素，對接時下流行的健康、品質的消費潮流，將原有的農副產品進行品質與品牌的雙重提升，賦予農產品新時代的標簽，并與鄉土地理掛鉤，形成“特色產地的特色產品”固化品牌，實現創意農業的效益最大化，走產品導向型模式。此外還有文化創意型模式、市場拓展型模式、產業融合型模式等。無論哪種模式，都應該注重、強調科技元素的注入。